2012年，当时的广州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广州的垃圾填埋场承载量只能满足一年半的需求，如果不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广州2013年就会被垃圾“掩埋”。还有人形容，广州产生的生活垃圾两天不处理就能堆到香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迫在眉睫。
而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广州生活垃圾处理量达到1.85万吨/日，2017年1至6月，广州生活垃圾处理日均处理量1.95万吨，同比增长5.9%。可以说，广州“垃圾围城”危机已基本破解。
垃圾分类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标志，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文明素质的标志。通过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处理等方式，广州逐步创造了一套破解“垃圾围城“的“广州经验”。
来源：南风窗
寻找“固体垃圾曲线”拐点
若以时间为X轴，以GDP为Y轴，画一条“固体垃圾曲线”，那必然是一条不断向上攀升的曲线。固体垃圾的增加与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呈现正相关，在一个国家或城市变得更加城市化、居民变得更加富裕的同时，对于塑料、纸张、玻璃、铝、铁等各种有机和无机材料的消费也随之增加，从而产生更多的垃圾。
必须人为施以影响，合理而有效的干预，“固体垃圾曲线”才可能出现拐点。这意味着，人类必须为自己制造垃圾的行为埋单，否则，“垃圾围城”将会让我们寸步难行。
2007年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首府那不勒斯、2015年黎巴嫩贝鲁特都曾爆发过“垃圾危机”，并波及地方政治稳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通过抑制人类天性、改变生活方式为垃圾做减量，实非易事。一个“限塑令”，实施9年，今天名存实亡，足见撼山易撼习惯难。
固体垃圾处理，亦随着国家或城市经济与科技发展，走过一条从粗放型到精细化之路，从传统的、粗暴的填埋封堆到分类处理，产生经济效益，对冲治理成本。
如北欧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瑞典麦拉能源工厂，每年能焚烧掉48万吨的垃圾，而当地每年只能产生11万吨的垃圾，产生了巨大的缺口。在2014年瑞典就从别国进口了80万吨的垃圾，到了2016年进口量已经翻了一番，进口垃圾并不需要花钱，英国、意大利等国家自己付钱把垃圾送到瑞典。
垃圾处理是一个链条式的行为，垃圾减量（Reduce）、再利用（Reuse）、回收（Recycle）的“3R”原则成为不少国家垃圾处理的核心理念。无论末端如何处置，分类是前置环节。垃圾分类，就是将废弃物分流处理，利用现有的生产制造能力，回收利用，包括物质利用和能量利用。焚烧发电，就是能量利用。
进入新阶段
城市垃圾处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垃圾的前端分类、中端分类运输、末端分类处置，必须形成一条完整闭合可控的处理链，需要政府主导力、市民主体力、市场配置力，形成“三力合一”。
作为全国垃圾分类的先行者，广州市充分运用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不遗余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8月4日，广州市“高规格”召开了深化垃圾分类处理暨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动员部署大会，并提出到2020年广州要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从倡导到强制（从9月1日起），标志着广州垃圾分类历经宣传教育（1992~1999年）、试点（2000~2009年）和全面推广（2010年后）3个阶段之后，已经迈进一个全新阶段。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要让生活变得更好，优良的城市环境是关键。垃圾分类看似民生小事，却是促进广州建设“更干净、更整洁、更平安、更有序”城市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件大事。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创造良好城市环境，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文明标志，更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广州这座魅力城市正在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致力于建设更干净、更整洁、更平安、更有序的城市环境，真正打造宜居、宜商、宜业的国际大都市，为整体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正如广州市主要领导在会上指出的，垃圾分类处理是广州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福祉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垃圾分类的“广州模式”
梳理垃圾分类历史，不难发现，广州用了将近20年时间。
广州市政府早在1996年便开展了垃圾分类居民调查，并于1999年正式倡议居民实施垃圾分类；
2000年，广州市被列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出台了《垃圾分类收集服务细则》等系列文件；
2004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分选回收工程”被列为广州申亚20项重大环保工程之一；
2006年，广州市出台了《广州市“十一五”持续推进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
2009年，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
2010年1月起，在越秀区东湖街等社区试点全面推广垃圾分类；
2011年1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垃圾分类的规范性文件；
2012年5月，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成立“广州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工作办公室”；
2014年5月开始，广州市示范推广垃圾分类第三方企业化服务模式；
2015年2月，广州市出台《广州市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2015年9月，《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开始实施……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2015年12月29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主办“2015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广州市垃圾分类处理项目获得了“2015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范例奖”。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会长蒋省三说，近年来，广州市在城市垃圾处理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取得明显成效，走在全国前列。
2017年，广州预计每天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14000吨、厨余垃圾处理能力2200吨、低值可回收物每天回收8000吨，合共2.42万吨，将全被回收。“固体垃圾曲线”终于出现拐点，并开始下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垃圾分类处理事关公共利益，单靠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必须要有法规强制介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对垃圾分类回收进行了立法。相对而言，我国城市垃圾分类起步晚，还谈不上立法。
广州垃圾分类，一直在建章立制，运用地方立法权，不断出台、完善垃圾分类法规，与公共政策一道，不断增加制度供给，使得垃圾分类有章可循，为强制垃圾分类夯实制度地基。
垃圾分类不能政府“唱独角戏”，理想形态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处置利用，垃圾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将全部面向社会资本开放，以市场力量撬动垃圾分类处理新变革。
广州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引入第三方企业实施垃圾分类。其创新之处在于，参与垃圾分类处理的第三方企业可能从三方面获得收益：
一是通过回收、利用垃圾（废品）获得收益；
二是政府给予财政补贴，帮助企业解决一定的运行经费；
三是政府开展垃圾减量评估后，将垃圾处置费用按一定比例返还给企业。通过财税杠杆，打造垃圾分类处理“财富洼地”，引民间资本入池，以补公共财政不足。
此外，公众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成功的前提，也是垃圾处理效率的保障。为了让垃圾治理原则、分类方法和技术路线家喻户晓，从2012年起，广州持续广泛深入开展垃圾分类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单位的“四进”活动，多维度、多形式、长时间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提高公众认知，让垃圾分类意识深入人心。此外，广州还与时俱进，通过手机APP调动全民参与积极性，互联网平台精准监控垃圾分类全过程。
历经多年上下求索，广州垃圾分类已取得初步成果。如今，广州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全市公共机构、相关企业、相关行业生活垃圾强制精准分类参与率100%。有了方向和目标，再加上垃圾分类的“广州经验”，一个“文明广州”、“绿色广州”也将可期。
来源： 固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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