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02 赵晗
图文作者：赵晗，曾就职于纽约时报中文网和财新传媒
1. 曾经，河南固始拾荒人是周守义的竞争对手，甚至是羡慕对象。时至今日，连固始拾荒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东小口在北京北五环外，曾是北京著名的“废品村”，以河南人为主，几乎全部来自固始。全盛时期，废品回收出租大院占地逾500亩，聚集了几万废品回收人员，承载了北京四分之一的垃圾回收量。曾经这里一个摊位的月租就要5000块，一个月的收入可达一万元。如今，他们就指望着附近还没有拆除的废品村的装卸生意，干好了一个月能有3000块。在老何看来，“这个行业垮掉了。”在一个北京往返固始的汽车流动发车站前，老何和几个固始同乡蹲在屋檐下的阴影里，等着派活儿。
2. 1997年，北京的拾荒大军达到8.2万人。那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犯下的。他们“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使用中的井盖儿、护栏、变压器、地铁电缆，都成了“回收对象”。为了缓解这种混乱局面，王维平亲自促成了北京十多个帮派的面对面会谈。会议达成了共识：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四环外接应废品回收，江苏帮负责回收地沟油。周守义不认识什么有势力的老乡，从生活垃圾回收站到转运站，再到这片垃圾填埋场，他所能捡拾的，已经是各帮派、环卫“正规军”和“野战军”轮番翻拣过的，经过十几轮利益相关方，处在整个垃圾回收系统的最底端。
3. 加入京城十万拾荒大军以后，周守义用捡来的铁皮、碎砖和木头，在垃圾堆中建了一个铁皮窝棚，还在其中迎来了儿子冰杰的到来。即便在冬天，垃圾场上腐败的气味依旧刺鼻。冰清记得，每隔十几天，还有粪车来这里倾倒。屋里一切的家具和衣物，都是周守义捡来的。一开始，连食物都是捡来的，对于饭菜上活动的蛆虫，一家人也并不太在意。孩子们最高兴的，是爸爸捡回来肉。冰玉赞叹妈妈的手艺，每次都能切掉严重腐败的，把中间的部分用开水反复煮，之后切成肉片，佐以辣椒同炒。“有没有异味我们吃不出来，一心就想着吃肉了。”
4. 废品回收中，仅塑料就可分为20多类。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城市便兴起了拾荒大军，有研究统计指出，北京的拾荒大军高峰期近16万人。他们中的主力，是来自四川、河南、河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农民，聚集点由同乡构成，分为多个帮派，竞争激烈，常有打斗。渐渐的，一些早期从废品中掘金的人率先致富，成为了资产上亿的“玻璃大王”、“塑料大王”、“铁铝大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北京郊区成立了大型废品回收站，常从附近村大队中租用土地，占地可达数千平方米，被分割成无数回收小作坊，分门别类进行回收。各种废铁、纸皮、塑料、玻璃堆积成山。
5. 废品回收种类繁多，曾经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钱。在北京十几个大型废品回收站中，具备营业资质，工商信息齐全的寥寥。这些地方通常不挂门牌，圈地收钱，随意排污。虽然这些废品回收站衍生出不少治安、污染、假货和地沟油的问题，但这十几万拾荒者的劳动，每年帮政府节省了数亿元垃圾处理费。
6. 北京大型住宅区天通苑脚下的废品收购点。北京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垃圾分类”，但时至今日，市民尚未养成习惯。去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已经达到790万吨，400多个垃圾场，如同“七环”，将北京团团围住。每天，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山上，成百上千的拾荒大军爬上爬下，熟练地分拣。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处理，几乎全仰仗这16万匍匐在社会最底层的外来人口，在垃圾堆里手动挑拣分类，再送往废品回收站取得数十元的回报。
7. 废品回收站什么宝贝都有。在京北以回收站内，甚至存有一康熙十四年（1676）立螭首龟趺碑，碑文内容涉及清初高级武将图海家事以及清史重要事件。这块康熙谕祭墓碑旁边是一个回收玻璃的摊位。
8. 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北京“政策控人”的姿态越来越强硬，政府决意逐步疏解这些低端产业和底层人。在废品收购站长大的非京籍小女孩，没有北京户口的她为了读书只能回老家当留守儿童。
9. 装满经人力初捡分类废品的货车。拾荒大军鏖战之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最近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以及将近30%的铝都来自美国日本进口的废品。
· 本文由赵晗为南都观察（ID:nandugongyiguancha）供稿，固废观察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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