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这些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正越来越引起关注。五年来，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正在发生改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深入人心。
环保并非环保部门一家之责，政府一方之力，还需企业创新、公众参与。我们聚焦了一位奔波在治霾一线的专家、一个因环保而问责的自然保护区和一群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的人，回顾这五年的环保绿绩，也期待更大的环保合力。
2016年，污染源监管记录更新量已近7万条，数量增加近35倍。范围覆盖188个城市。
“很多部门和个人都习惯性认为‘环境保护是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责，与他们无关’。希望多个部门在信息公开工作上能够接轨，在大生态环保的进程中形成合力。”
回忆年初申请信息公开的动机，沈岿觉得这是一位父亲应该做的。
2017年初，8岁儿子持续咳嗽不见好转，却又不愿意经常戴厚重“抗霾”口罩。沈岿认为没有感冒发烧，咳嗽又长期不好，这应该和雾霾有关。
看到网络盛传的“燃石油焦可能是雾霾主因”的争论，这位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向国家能源局、环保部提出了五项申请公开的信息，询问燃石油焦火力发电项目在国内的数量及其与大气污染的关联度等。
在这场保护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空气、水和自然的行动中，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沈岿一样，付诸行动。而作为申请的对象，政府部门也越来越主动公开环保信息。
主动求解
作为法学教授，沈岿也并不太了解大气污染的专业知识，像很多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他希望通过申请信息公开，了解为什么每到冬季，北京仍是雾霾弥城，空气治理没有“明显的改善”。
所以，看到网传被国外淘汰的燃石油焦用作火力发电为雾霾元凶，沈岿通过信息公开来主动求解。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已有近十年历史。
根据2008年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相关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延期答复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若认为相关部门不依法履行义务，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可以向上级环保部门举报，或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除个人申请，还有更多环保组织，尤其在热点事件中，代表公众去询问。
2016年常外“毒地”事件发酵前，在获悉来自常州常隆化工老工人的网络实名举报信息后，绿满江淮就开始关注该污染事件，实地调查后发现污染情况仍不明朗，要求常州市相关部门公开常隆化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等文件。
2017年初，在河北、天津等地超大规模的工业污水渗坑被曝光后，根据媒体报道的细节，两江环保向保定市环保局申请了渗坑的明细。“申请信息本就是参与监督的方式，获得信息也是进一步监督的基础。”两江环保的傅天然说。
约15万平方米的废水渗坑 两江环保 | 图
有的环保组织已将信息公开视为常规工作。2008年起申请行政处罚信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
刚开始申请时，“一些城市接电话的人根本不懂信息公开，态度就像骂你一样。”IPE的技术总监阮青鸳说，不过后来让她很感动的是，在持续的申请后，有的环保局直接在网站上开了一个公开行政处罚信息的栏目，甚至还补上了往年的信息。
2016年，污染源监管记录更新量已近7万条，数量增加近35倍。申请者也包括其他环保组织等，范围覆盖188个城市。其中，IPE负责调研的120座城市PITI平均得分提高至52.34分，是自2013年PITI标准升级以来，平均得分首次超过50分。
各省的相关落实政策也在出台。2014年颁布的《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是首个地方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规。
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环境公益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李恩泽也是信息公开的推动者，他发现，环境领域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最多。
环保部的工作报告称，2016年，环保部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499件，主要涉及环境监测、项目环评、科技标准、污染防治、环保督察等方面。
对于身边的黑臭水体，住建部和环保部推出“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公众号，公众可通过手机上报，用信息公开战倒逼地方限期治污。
“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公众号截屏
据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由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增多，申请的信息越来越具体，也不局限于环保部门，还包括保护区范围调整的申报书、珍稀动物保护、重大危险源等。
“不掌握信息”最心塞
在雾霾天送儿子上兴趣班时，沈岿在教室外用等候时间，完成了官方网站上的申请填报。
这并非他第一次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施行时，沈岿等三位教授向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申请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情况，还要发传真、写挂号信，如今的申请程序都是电子政务。
沈岿并不担心逾期回复或石沉大海，15个工作日的回复期限已逐步被各政府部门重视。更多的困难在于，等到的是“不掌握信息”这个“心塞”的答案。
2017年1月24日，国家能源局回复沈岿“未规划、核准或审批过燃石油焦发电项目”，因此“不掌握信息”;而环保部的延期回复大意为：无法区分燃石油焦发电项目数量;2016年全国火电行业燃用石油焦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低，对重污染天气影响不大。
对这一回复，沈岿表示“总体满意，程序严谨”，但也同时提出质疑。就在他申请的一个月前，国家能源局、环保部曾印发《关于严格限制燃石油焦发电项目规划建设的通知》。
“能源局既然没有核准，为何又与环保部联合出台政策要严格限制呢?到底谁在审核批准?”即使收到了回复，沈岿依然没明白到底应该谁来负责。
虽然信息公开已经大为改善，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是看似敏感的信息，在不同地方、不同职能部门的态度和标准“也都不一样”。
对于曾被社会热议的华北渗坑，全国环保系统进行过系统的排查整治工作，也掌握翔实的统计数据。面对两江环保的申请，保定市环保局第一时间联系并提供了全面的信息，“让我们感受到了十足的开放与诚意。”傅天然说。
同为热点事件，常外“毒地”就没那么顺利了。绿满江淮项目主管江徐芳介绍，“常州市环保局认为应由新北区环保局来回答，新北区则认为不属于主动公开范畴，属企业自愿公开范围。”
从机构员工转为自然人起诉立案、两度更换法院、多次开庭辩论……耗时大半年后，绿满江淮最终拿到了相关资料，于是撤诉了。江徐芳表示“很不满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如果早些拿到资料，“事情很快就可以弄得很清楚”。
曾以个人名义申请的陈立雯在申请过程中也遇到了障碍。有机构质疑其动机，要求她提供资质证明;有机构用个人的126邮箱，反馈一份不带任何机构名称及标识的“回复”。在她看来，向政府有关部门寻求信息公开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应再从程序方面设置障碍了”。
农健 | 图
从公开到互动
沈岿注意到，近几年涉及信息公开申请的诉讼案件比例正在增加。“尤其是在涉及拆迁补偿等纠纷中，有很多拆迁户会要求政府公开一些相关文件。”
陈立雯也说，以前公众一碰到问题，总是“想到维权和上访”，想不到采取更有法律保障的方式——信息公开申请。
从法理上说，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可以使“抽象行政行为”变为“具体行政行为”。
媒体和人大代表，也都对“信息公开”给予关注，成为有力的助推器。
2017年9月7日，在2016-2017年度PITI指数评价结果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说，信息公开能帮助公众更系统地了解某一专业方面的数据，“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和信息的公开是密不可分的”。
信息公开并非单向的行为。山东、四川、北京、浙江等省份和公众形成了互动，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多次和李恩泽等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参加环境信息相关的会议和培训。
沈岿认为，信息公开申请，一方面让政府更加透明，从而督促政府加强环保等的工作力度;另一方面，也保障公民知情权，形成外在推动力，促使政府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他记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有一个经验：如果政府收到的信息公开申请，指向某一相同信息比较多，就会进行主动公开，以减少此后的申请处理。
环保部每月发布的"12369"电话和网上举报受理事项及典型案例，起到了警醒作用。上万家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的公开，也成为环保执法的千里眼。
2017年1月，临汾的二氧化硫浓度破千，IPE查询临汾市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实时发布平台发现，临汾居然没有一家企业公布在线监测数据。临汾市环保局在15个工作日之后未回复申请，直到IPE向山西省环保厅发送了行政复议后才给予回复。2017年9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监测信息已可以查询到。
信息公开也促进了政府间的互动。李恩泽发现，“很多部门和个人都习惯性认为‘环保是环保部门的职责，与他们无关’。希望多个部门在信息公开工作上能够接轨，在大生态环保的进程中形成合力。”
2016年，他曾向青海省林业厅申请普氏原羚的保护信息，林业厅回复说，不掌握普氏原羚生存区域内草场围栏的情况，建议联系农牧厅。
但农牧厅刚收到申请时，认为动物保护应该找林业厅，所以没回复。等提起行政复议后，给李恩泽打电话沟通后，才反应过来围栏正是农业部门负责管理的。结果，因为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青海省农牧厅被农业部认定违法。此后，在媒体报道、领导批示等共同促进下，青海湖带刺丝围栏正逐步拆除。
青海省农牧厅被农业部认定违法 公众号“环境公益诉讼” 李恩泽 | 供图
期待公开内容进一步明确
对于信息公开的另一面——政府部门来说，太多的申请也成为了困扰。沈岿曾听说，有个人长期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理由竟然是“要破信息公开申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杭州市环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在前述PITI指数评价结果发布会上介绍，2012-2016年，杭州市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完成的件数，“基本每年都保持在两万件以上”。在IPE对同类职能部门横向比较中，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2017年9月28日，参与《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修订讨论的李恩泽发现，这些难题也在会上热议。有的环境污染受害者每个月都申请大量省外的环境信息，再提出多个行政复议;根据新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后，被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环保部要去各个省应诉，疲于奔波。
实际上，政府督促企业信息上报、主动公开的压力也不小，基层环保部门还有大量信访工作需要处理。
“信息公开的申请者和被申请者水平不平衡，不在一个频道上。公众很难短时间内得到改变，只能先想办法提高信息公开履职单位人员的工作能力，当然在人员和经费方面应该予以保证。”李恩泽说。
保密要求也是难题。《环境保护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规定，“用于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的全国及各地区水、气、声、土壤、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电磁波的原始系统监测数据”为秘密级。
傅天然期待对不予公开的信息内容进一步明确，重新考量原有涉密内容的范围。
长期向各省提出信息公开的上海青悦负责人刘春蕾发现，对于危废、饮用水取水口、重大危险源等没有相关规定，处于模糊地带，他认为这些贴近公众、危害重大的信息也应该适当公开。
在数据格式方面，IT男刘春蕾希望是“开放数据”，例如csv、excel等格式。“开放数据是信息公开的2.0。很多内在的规律是通过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建立起来的，比如说雾霾和人类疾病的关系，有数据化才更有可能分析。”
沈岿在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的建议中也表示，应明确“谁有权作出信息公开是否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判断”，设置一个由各方专家组成的审议小组或审议委员会。
在条例修订之时，依然还有诸多的申请在等待答案：关于北京市环保局用于采购办公楼室内空气净化设备的支出情况;向7家林业局提出公开穿山甲养殖基地相关材料等多项谋求信息公开的申请……
同一数据的申请也存在顽固分子。芜湖生态中心从2011年开始申请“二恶英重点排放源企业名单”，到2016年，虽然已有垃圾焚烧厂在厂区门口竖立了“污染物排放数据”的电子显示屏，垃圾焚烧厂的十项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信息公开情况仍待改善。
来源:千篇一绿 作者:崔慧莹 潘秋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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