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 | 上海垃圾分类的10个事实

上海垃圾四分类（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问题是在各种场合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上海垃圾分类真的成功了吗？不会只是宣传宣传吧？很多人都有疑问。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上海垃圾分类成功了。怎么判断成功还是失败了呢。有三组数据让我信心满满的可以这么说。

首先是垃圾产量和组分的巨大变化，现在是2021年，同比2019年7月1日垃圾分类施行前，全市干垃圾产量14847吨/日（同比下降28%），湿垃圾产量10311吨/日（同比增长约89%），可回收物回收量7104吨/日（同比增长约165%），有害垃圾分类量2.02吨/日（同比增长14倍），可见分类达到了明显效果。

其次也是一个数据变化，2019年之前，上海只有十几个或几十个小区在推行垃圾分类试点，成功的少，失败和不了了之的多。而到了2021年7月，全市16个区和220个街镇垃圾分类考核都达到“优秀”水平。一项由新民晚报组织，有14.32万市民参与的垃圾分类满意度调查中，有93%以上的市民对垃圾分类给出了“五星好评”，98%以上市民表示满意。这说明垃圾分类深入人心，深入街道，深入社区了。

再次是一个身边的小数据，是关于人均湿垃圾产量的。回头看过来，上海垃圾分类，最难的环节就是湿垃圾分类。这个也是全国城市现在碰到的难题。目前上海每天湿垃圾10311吨，按上海2400万人常住人口计算，就是每人每天产生约0.42公斤的湿垃圾，其中约0.3公斤是在家庭产生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每个家庭，每天早中晚饭后，都认认真真的做好湿垃圾分类，真正把垃圾分类融入到个人和家庭生活之中了。

可见，无论是宏观统计数据，民意调查数字，还是每个家庭湿垃圾分类的具体行动，都明确无误的说明上海垃圾分类，真的是成功了。

PS1：湿垃圾除了家庭产生的湿垃圾，还还包括菜场的垃圾、餐馆饭店的餐厨垃圾等。

上海某小区的分类垃圾箱（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垃圾分类是不是花了很多钱？是的。显然，垃圾分类花费不菲。虽然我们在公开的报道当中没有看到上海垃圾分类花多少钱的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从上海新增加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看出花费着实不低。

在每个小区和单位，全上海已经完成了2.1万余个分类投放点规范化改造，这是每个小区或单位内部垃圾收集点的改造，每个几万元到几十万元是要的。

在道路两边，虽然大幅度“撤桶”省了不少钱，但全市仍更新了4.1万余只道路废物箱标识更新，每个几十到几百元是要的。

最贵的可能是需要新配套的分类垃圾车，这是个肉眼可见的贵，目前全上海共有湿垃圾车1773辆、干垃圾车3287辆，有害垃圾车119辆、可回收物回收车364辆，几十万元一辆是必须的。

更贵的是，还有全市已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厂12座，设计能力达到2.13万吨/日；建成湿垃圾集中型处理设施10座，设计能力5530吨/日，另有湿垃圾分散设施能力1265吨/日。这些都花费不菲。以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老港垃圾焚烧厂二期）为例，这座最近新建设的垃圾焚烧厂处理能力是6000吨/日，工艺技术高大上，厂房装修有气派，以可回收物为主材的设计呈现效果，甚至堪比北京王府井的一些大型商场，当年就成了上海一个“网红”打卡地标。当然，投资是36亿人民币。

还有，是巨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和活动成本。在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更新了四分类的垃圾桶，花费从几十到几万元不等。各种垃圾分类的标识、宣传活动、电视广告，公益广告节目的宣传，让“上海人都疯了”的动员活动、长效管理、小区和街镇补贴或补助，还有持续的可回收体系的补贴，等等，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可见，以上整体计算，几十、几百亿人民币或更多，是显然的。当然，具体数字，还需要统计部门的具体核算。

上海老百姓极其热情的投入垃圾分类宣传，创作出了无数这样的图片和小段子

听众问的非常多的一个问题，是垃圾分类该怎么分最合理？这反映了大家对垃圾分类最朴素的一个看法。这里先插一句题外话，上海的四分类宣传，实际上走过不少弯路。一开始，很多人把”有害垃圾”看得特别重要，要认识其危害，先分出来，单独一个桶，等等。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全市有害垃圾的量实在太少了，每天只有2.2吨，不够一车拉的。而一般的普通家庭，一年半载也难得产生一件有害垃圾。因此，这不应该是宣传的重点。

有一个小猪的垃圾分类段子，最明确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首先，猪可以吃的是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呢，是干垃圾; 猪吃了会死的呢，是有害垃圾; 卖了这个垃圾，可以买猪肉吃的呢，是可回收物。这个段子浅显易懂，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了。

所以，简单的说，垃圾分类正确的顺序，应该是：1）先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以卖钱；2）然后把可以烂的湿垃圾分出来，这个最重要，最艰难，最不容易坚持；3）剩下的就是干垃圾。4）一年之中或几年之中有一天，可能会碰到有害垃圾。这样的做法，分类的顺序，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的，稍微一留意垃圾分类的知识，就可以上手垃圾分类了。

再生资源回收车

特别想说的第四个事实，是可回收物的成功分类及数量大幅度增长，才是垃圾分类的一大动力，特别是直接从事垃圾分类行业人员和单位全力投入垃圾分类工作的一大动力。

在垃圾没有分类时，回收废品这个行业是很脏的，因为可回收物经常与湿垃圾混在一起，看起来恶心，还有臭味；很多可回收物与湿垃圾混合后，连废品回收人员都嫌脏嫌臭，不愿意回收了。因此，这导致很多的可回收物当作垃圾直接填埋或焚烧了。而垃圾分类后，最大的效益之一就是可回收物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了165%，而废品回收人员数量似乎变化不大。可想而知，大家的效益和收入，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真是一个好事情。

另外，有一个关于废品回收价格的有趣现象。在垃圾分类之前，不同的可回收物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曾经一个塑料饮料瓶可以卖到五分钱到一毛钱，一斤的书本可以卖到五毛钱，一斤的废铁可以卖到六毛钱，等等。但现在垃圾分类了之后，由于废物回收总量的大幅度增加，回收的难度大幅度下降，导致回收物的价格和计价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自己梳理了一下，不一定正确，供大家参考。我发现不管是塑料、纸张、金属，还是衣物，各种废品最终都趋向于统一到了五毛钱一斤的这样一个水平。五毛钱一斤，相当于一块钱一公斤，1000块人民币一吨。上海每天的可回收物是7000吨，乘以1000块，每天700万元，每个月2.1亿，一年就是25.2亿人民币。这是每年回收废品至少的的资源价值，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还有一个变化，之前塑料瓶（饮料瓶）是按“只”计费的，每只5分或一毛钱，但后来下降到每只3分钱，2分钱，1分钱，到现在，变成了塑料废品统一按5毛钱到一元钱一斤来回收了。为什么垃圾分类后，可回收物总量增长了，导致不同的废品的回收价格趋于统一，还导致计价单位从单位废品变成了论斤论重量，这可能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分类后的垃圾焚烧过程，一抓斗是8吨干垃圾

焚烧，是垃圾处理的必然趋势。之前环境工程界有一个说法，一个城市非常穷的时候，垃圾是随地乱丢或简单填埋的；有点儿钱之后，就变成了相对规范的的卫生填埋；真正有钱之后，就必须是垃圾焚烧了。这是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垃圾分类走过的道路。

对上海而言，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垃圾焚烧也是必然选择。目前，上海每天产生的约1.4万吨的干垃圾，是焚烧处理的；分类的每吨干垃圾焚烧可以发大概500度到600度电。每度电可以卖三毛钱到五毛钱，再加上政府提供了每吨垃圾的处理补贴，这就是一个可以赚钱的生意。目前，上海生活垃圾干垃圾的焚烧能力已经达到了每天2.1万吨，未来可能会到每天3万吨，已经超过了每天干垃圾产生量，这为上海垃圾分类提供了足够的技术底气。

值得一提的，垃圾焚烧厂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颜值，高产出的地方。垃圾焚烧中的大气污染治理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燃煤电厂；焚烧厂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环保投资，就是为了减少臭味、减少邻避、方便公众参观的投资；不少新建设的焚烧厂颜值也相当能打，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如果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焚烧厂赢利也是可观的。总之，垃圾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主要出路，焚烧厂要建得更多更好。

一个有趣的垃圾焚烧的事实是在日本。尽管日本人很精细，很认真，按要求把生活垃圾分成了十几类、几十类甚至上百类，以方便回收。比如，一个饮料瓶，回收时，要分成瓶盖、瓶身、标签塑料纸三类垃圾。但从日本垃圾处理的最终出路来看，据统计有约80%或更多的垃圾都是焚烧处理的。这时问题就来了，如果80%的垃圾都要焚烧处理，那有必要把垃圾分成十几类、几十类么？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事 实 6 

-垃圾分类和水环境治理、大气二恶英治理之间是什么关系？-

曾经的上海苏州河污染情况（来源网络）

作为环境专业的博士，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垃圾分类和水环境治理、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这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环境整体性原理。

垃圾分类与水环境治理有关系么？很多人不容易想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关系是非常大的，让我们从垃圾中最脏、最臭的湿垃圾的垃圾液说起。

污水横流，大概是人们形容脏乱差的一个常用词。这个“污水”，很大程度上就是垃圾没有分类时，产生的“垃圾液”，主要是食物、水果等湿垃圾发酵、腐败后产生的黑色、粘稠、刺激性气味的液体，也可以说是垃圾渗滤液。在以往垃圾没有单独分类的时候，这些湿垃圾产生的垃圾液在运输和处理中有很多漏点，比如小区垃圾三轮车后盖下面的滴滴洒洒，各类垃圾转运车一路开行的扬扬洒洒，或是垃圾船上直接渗漏，或是直接进入路边下水道，或是洒在道路上，被太阳晒干后留下一片片黑色污渍，同时散发出“酸爽”的难闻气味。相信这些场景对很多城里人都是非常熟悉了。最终，这些垃圾液都进入了城市地表水环境，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城市河流。可见，这个垃圾渗滤液的渗漏，实际是上海地表水环境污染源的一个重要来源。

现在垃圾分类后，这样一个污染源就大幅度减少了。可以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上海每天有10000吨的湿垃圾产生，含水率大约是30%以上，假定有10%的水分变成垃圾渗滤液，在2019年之前都会由于渗漏进入水环境。那么，每天这些渗滤液的量就是1000吨，以其COD浓度为10000毫克升计算，每天进入水环境的COD就是1000吨乘以1万毫克升是10吨，再乘以365天得到每年COD是3650吨，这是一个不小的污染源了。现在垃圾分类了，这些渗滤液不进入水环境，就是对水环境的一个重大贡献。最近几年，上海市地表水环境质量大幅度改进，由三、四年前的以V类和劣V类水体为主，变成了现在的以三类和四类水为主。应该说，垃圾分类减少的垃圾渗滤液的污染减量，在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另一个垃圾分类带来的好处，是垃圾焚烧产业的二恶英大幅度的减少了，减少了人们对健康和大气污染的担忧，在下一个部分结合“低碳”一起介绍。

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每日焚烧能力6000吨，占上海每天生活垃圾产生量的三分之一

垃圾分类与现在热门的“碳达峰碳中和”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先说说垃圾焚烧厂。特别想说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垃圾分类给垃圾焚烧厂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垃圾不分类的时候，垃圾中水分高导致垃圾发电的热值低、发电少；垃圾中的金属、玻璃会造成焚烧生产线的损害、堵塞或者停工，检修次数和时间的增加，导致焚烧能力和发电量变少；垃圾热值不高，还造成垃圾焚烧温度不够高，温度达不到850摄氏度时，一种重要的污染物“二恶英”就会大量产生；还有，垃圾不分类时，焚烧厂的臭味难闻，工作环境也较差。

现在垃圾分类了，只有干垃圾进入焚烧厂，上述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垃圾热值提高，让焚烧厂每吨垃圾发电从400度提高到600度左右，收益明显；去除了玻璃、金属等，使焚烧线更稳定，更少检修，停工，还产生更少的焚烧残渣；干垃圾的臭味也明显减少。特别是高热值的干垃圾，轻松使焚烧温度达到1000摄氏度，从而大量减少二恶英的产生。有数据显示，垃圾分类之后，焚烧厂二恶英的排放浓度，竟然是垃圾分类之前的十分之一左右，治污效果极其显著。这对关心大气环境和人体健康的人来说，显然是个好消息。

显然，垃圾分类后通过干垃圾焚烧发电，是“低碳”的最好途径 。如果再加上可回收物再生利用，抵消了重新生产这些资源的碳排放，加上湿垃圾沼气发电减少的碳排放，垃圾分类的“低碳”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样的低碳效果，还同时兼具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社会效益，这是众多“低碳”方案所不具备的。

个人最高罚200元，单位最高罚5万，要动真格的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依法办事，是政府和公民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要求。在上海的垃圾分类过程中，法治的力量，应该是撬动全社会开展垃圾分类最重要的力量。

上海是一个法治意识相对较好的城市，经过前期宣传，个人垃圾不分类，最高罚款200元，单位垃圾不分类，最高罚款50000元，这样的处罚措施已经广为人知了。但很多人会问，真的会抓住罚款么？有什么依据？会动真格的交罚款么？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制订了许多具体的执法标准。比如，在湿垃圾桶中，如果找出5件干垃圾，就可以判定这一桶湿垃圾分类不合格，要扣分或有别的处罚措施。又如，执法人员到一个宾馆饭店去检查，至少要看到四分类的垃圾桶，如果连分类的垃圾桶也没有的话，显然是可以直接开罚单的。这种简单、明了、实用的执法标准，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

执法的过程也是严格的。在2020年，尽管疫情严重，但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各执法部门严格落实执法监督，城管执法部门全年开展执法检查16.9万次，责令当事人整改33396起；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餐饮服务提供者13.3万余户次，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484户次，处罚14户次；文旅执法机构共检查场所8409家，责令改正16家。这一个个数字的背后，就是上海这个法治城市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行动。

垃圾分类，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法治的进步。只有越来越多人的拥抱文明，相信法治，这个社会才会更干净，更好。

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培训

如果说上海垃圾分类成功，谁的功劳最大，可能是说不清楚的。领导指示、人大立法、政府决策、基层落实、党建引领、志愿者带头、居民动手、物业给力、回收处理、企业实干，科学创新、工程技术，宣传教育，等等，都非常重要。但要说一个最有上海特色的，对垃圾分类的落实起决定性作用的，个人认为是上海的街道和居民的干部和志愿者们。他们及背后的上海基层治理，是这次垃圾分类能够成功的关键保障。

很早就研究上海垃圾分类的著名环境学家、复旦大学环境系的戴星翼教授曾指出，上海的基层治理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直以来是上海的强项。要知道，上海最早的居委会干部被大家称之为“小辫子干部”，出现于1950年，是带着居民躲国民党飞机、通阴沟、清除垃圾、平整场地道路、扶贫帮困、扫盲识字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小辫子们成为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栋梁。记得是1998年，他访问了一位当年的“小辫子”。这位行将退休的居委会大妈很自豪：“在我管的这几百户人家，每个家庭我都去过，每个人我都认识，每家人也都上过我家的门。小两口吵架，哪怕是半夜，首先想到的就是敲我家的门。”可以想象，这样的干部在居民中间会有怎样的号召力。

正如戴老师分析的那样，这样的街道居委人员像是“干部”，又像是群众。正因为这种特质，使他们能够真正地融合于居民之中，又由于他们的热心，从而能够带着拖着拉着前后左右的居民一起向前走。没有他们，“群众”只能一盘散沙。虽然许多人在自己的单位里都是领导、骨干、甚至有着了不起的身份，但回到家，他们还真的需要“居委会大妈”这样的粘合剂，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坚实基础。

这样的基层治理能力，虽然由于行政化、职业化等原因有所影响，但在垃圾分类工作中，街道和居民干部发挥了最重要的组织、落实、执行、上传下达的作用，冲锋战斗在第一线，和广大居民一起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无论是小区撤桶、定时定点、湿垃圾破袋、积分补贴卡、督导员、志愿者组织、宣传教育、检查评估的分类行动落实，还是一区一方案、24小时回收、误时投放、公益回收、建筑垃圾、代扔垃圾、智能分类等各种措施的实施，都是街道居委干部和志愿者们海量工作付出的成果。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张考卷，既考居民，也考政府。考居民的，是人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考政府的，是基层社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而交出的答卷是否优秀，还有赖于社区是否存在一支足够热心的骨干队伍。后来有人总结，上海有这样一支街道居委队伍，垃圾分类这么难的工作都能完成的了，那么，今后就没有什么困难的工作完成不了的。这可能是对上海基层治理队伍的最好评价。

基层治理得好，实际也是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做得好。在全国不一定是最好，但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是相当不错的，遍布的便利店，绿地绿道、小公园、小菜场、小店摊点等的整治，方便的地铁、公交和出租车，无不反映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国内许多城市学习的榜样。也许，生活垃圾分类在上海的成功，只是这种精细化管理的一次演练而已。

上图拍摄于2021年7月31日，摄影者是上海仁渡海洋中心的刘永龙，他在看到上海某地铁口满是一次性口罩废弃物的情况下，用一个多小时捡了367个废弃口罩。

垃圾分类，说到底是一个城市的居民素质、社会平均素质的问题。垃圾分类，不涉及什么高深的理论，没有什么“卡脖子”的技术，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基建工程，更没有哪个人听不懂、不会分、不能分。但就这么一个“举手之劳”的事情，为什么却这么难做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垃圾分类需要的是公民素质的提升，是文明习惯的养成，是社会习俗的进步。而这一点是最难的，欠缺之处还有许多许多，是所谓积重难返，积习难改。因此，垃圾分类的长期坚持，任重而道远。

比如，每次讲座提问和交流的其它问题还有许多，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如智能垃圾桶是不是真的有用？口罩该怎么丢？一次性塑料袋要禁止么？纸吸管是什么垃圾？医疗废物怎么办？郊区农村怎么办？如何形成长效机制？外地该如何学？流动人员如何管理？源头如何减量？如何减少食物浪费？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上海垃圾分类持续推进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需要持续跟进观察，以后再写归纳总结出来与大家分享。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成功了，花了很多很多钱，改善了小区环境、减少了臭味，改善了水环境，减少了二恶英污染，提高了废品回收人员收入，提高了垃圾焚烧厂效益，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生态环境面貌，最终让全体市民的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得以提高。人民城市人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上海能做好，全国其它城市也一定会做好。希望更多的城市因地制宜，不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真正把生活垃圾分类变成一个生态文明的全国新时尚。

还犹豫什么，动手垃圾分类吧！